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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党校发展趋势及工作路向
21世纪，我们的党和国家既要抓住发展机遇，更要接受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将集中表现在我党如何巩固执政党地位上。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加强党的队伍建设，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队伍的建设，亦即党必须管党。党管党的形式是多样的，但通过强化党校工作来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培训与培养，将是最为重要的制度化的形式。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讲历史正在把党校推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可以这样讲，面临新世纪的挑战，党校的责任至关重大，党校的地位不可替代。
一、面临21世纪的挑战，党校呈现出“三个定位，两个调整，一个对接”的发展趋势
三个定位：党校的基本职责将定位在三个方面：
首先，党校是为党轮训、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理论队伍的教学系统。这是党校的中心职责。也是说，党校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牢记党校姓党，始终坚守中国共产党党性这块阵地，切实把党校办成干部增强党性的大熔炉。具体地讲，是通过运用有效的教学手段，促使党员尤其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其他干部在思想领域能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在政治领域培育和增强他们全面准确地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自觉意识，培养他们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的领导能力；在业务领域进行较系统的现代经济、法律、科技等知识素质和能力的培训；在作风领域，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的品质等。通过这一职责的履行和发挥，为党源源不断地输送合格的领导干部，从而不断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其次，党校是党委的党情、国情、民情的情报信息回收与整理系统。全国党校系统的最大特点是呈纵向单项分布状态，即是说每一级党委只有一所党校。党校可通过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相对集中和一定时间的教育，在与其思想动态的对接中把握住不同层次的党情状况。同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党校教育的本质性要求，党校教员在实施这一要求过程中，必然要注重对国情、民情的搜集与掌握。因此，各级党校应该在动态中把握住党情、国情、民情的脉搏，为各级党委和政府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有价值的情报信息。
再次，党校是党委的决策参谋系统。党校是党委理论人才相对集中的部门。党校的教育者有能力对党委控制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做出相应的研究，从而为党委的决策提供依据；从完成培训任务的要求出发，党校教育必须注重对现实情况的研究。因此，党委也要自觉地把党校作为自己的决策参谋系统，这无论是对党校的发展，还是党委决策都是非常有益的。
两个调整：教学与科研将做如下调整。
随着形势的发展，未来党校将出现“充氧式”与“生成式”两类教育并存的格局。
所谓“充氧式”教育，就是目前各级党校正在搞的主体班次教育。这种教育，集中体现出了党校是党员干部增强党性锻炼的熔炉的基本功能。这种教育的目的是对党员进行党性锻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培训和应急性有关知识的培训，力求使党的干部队伍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和基本适应目前担任的工作。这种教育以短训班为主。
“生成式”教育，是指对纳入党委后备干部视野，已取得国民教育学历的优秀党员人才，进行2-4年严格的党性教育，经考察、考试合格可直接走上领导岗位的教育方式。这是一种培养与使用直接结合的教育方式。未来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实行双学历制度，即必须同时拥有国民教育学历与党校教育学历才具备任职资格。前者标志着文化水准，后者标志着政治思想水准。这是新形势下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需要。
“生成”意义上的培训干部，可以在中央、省和地市党校分级并步进行。这一类干部培训在教学内容设置上，既要有党性方面课程，也要有结构性专业课程。体验民情和深入社会实践是“生成”意义上培训干部的一门重要课程，应安排相当的时间实习或采取一定期限的挂职锻炼。在教学方式上，应把理论教学中的一些点、面结合部位采用个案教学予以贯通，要注重理论引导下的实践性运用能力的培养。
从党校所处的地位的性质看，从党校应是党委的党情、国情、民情情报回收系统与决策参谋系统的职责看，党校科研的深层方向是为领导决策服务。这种服务，通常是通过两个层面实现的：一是科研成果直接进入党委决策；二是通过科研成为教学服务，最终实现为领导决策服务。亦即通过将研究成果上课堂，为一线干部传道解惑，间接地服务于决策。未来的党校教育，在教学环节上重在理论联系实际，在科研环节上重在为决策服务。
一个对接：教员与学员将呈现出“领导型学者”与“学者型领导”的对接关系。
21世纪，高学历、高学位、高职称将是干部队伍中很普遍的现象，亦即大量的领导干部将成为“学者型领导”。与此相适应，党校教育者则应具有“领导型学者”的特征。否则的话，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就要在学识与才干上形成“能力倒挂现象”。
并且，随着21世纪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各级领导干部所面临的问题均不可能从书本上找到答案，大家带着满脑子问号进党校，就是为了借助于教员高超的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来消除疑问、获得答案。此时，假若教师只能照本宣科是显然不行的。所以，党校教师集学者和领导者的双重特点是未来党校发展的客观要求和重要特征。
具体地讲，未来党校教师要符合“三坚两能”、“三家一体”的高素质要求。
“三坚两能”是指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有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以及驾驭实际领导工作局面的能力；有驾驭教学的能力。
“三家一体”，即政治家、学问家、教育家浑然一体。政治家除具备“三坚”外，还有更高的要求，如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分析力，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和驾驭复杂局面的技巧和能力等。“政治家办校”并非空洞的口号，比如新世纪地级党校讲坛上的教师理应具备一位县委书记、县长所应具备的素质。其他亦可依此类推。这种素质，概括地讲，就是领导者的素质。学问家就是专家、学者，真正是业务硬、特长精，但这种学问又不完全等同国民教育而是侧重于务实性研究，党校教师所具备的理论必须是经世致用的理论，是回答现实问题的理论，是富有生活色彩的理论，是立体、可感、可操作的理论。教育家就是要熟悉教育规律，尤其要谙熟党校干部教育的规律。
与上述变化趋势相适应，党校功能建设将走向现代化。其主要标志是全国党校将建成自己的电脑网络系统，形成师资、信息的共享机制及各级党校有规范的党性锻炼基地和具有自身特色的干部培训软件。
二、要履行三项职责，必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队伍
要适应上述未来党校发展趋势的要求，造就一支高素质的队伍是最为重要、最带根本性的工作。
要按“政治家办校”的要求配备和加强党校领导班子的建设。
要造就一支集学者与领导者特征于一身的师资队伍。在这方面需做的工作很多。
首先，中央、省级党校要承担起为各级党校输送教员的责任。眼下党校的师资主要来源渠道是从高等院校的选调和从大学生、研究生中直接调入。因而，其师资队伍大致与高等院校相类似，但缺乏教授治校教学的专与深。另一方面又大都阅历简单、从政经验贫乏，缺乏政治家治校的素质。教师与学员的“能力倒挂”现象已不同程度地存在，教师队伍状况如不尽快改观，这种倒挂现象将会越来越严重。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理顺党校的师资供给渠道。
中央、省两级党校应担负起师资培训与供给任务。一是可办各种形式的短期培训班，培训现有党校教员，改善、优化资源存量；二是可举办“生成式”班次，招收具有本科以上国民学历及学士以上学位的优秀者，在党校接受2-4年的系统培训。培训内容严格按照能胜任党校教员职责的要求来设置。毕业输送到各级党校。与一般大学教员相比，党校教员除必须拥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外，还必须有更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主义信仰，因此，党校教员必须拥有双学位。第三，党委应注重从现有领导岗位上选拔具有“学者型领导”特征的干部充实党校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以提高其“政治家办校”的素质。当前，有一种倾向，党校与实际工作部门都需要同一名才能出众的干部，党委往往将其派往实际工作部门。随着时代的变迁，各种挑战和考验的迫近，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党校工作的重要性，必会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上述倾向也一定会得到改变。
其次，要提高现有教师水准。途径很多，主要有接受上级党校师资培训；对实践已证明不适合担任党校教员职务的人，将其交流到适合的工作岗位。对学术素质很好但缺乏领导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可派其到实际领导岗位任职，数年后再调回担任党校教员，也可采取派其挂职锻炼、挂职调研，或受聘出任首长助理等方式，以增长其领导才干。
再次，要搞活用人机制。要引入竞争机制，实行职称评聘分开，高职可低聘，低职可高聘；行政岗位亦以此类推，不论资排辈，只通过一定竞争规则论实力，真正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以此调动党校队伍奋发向上的积极性。党校领导班子，有充分的校内教员、干部的聘任管理的自主权。
还有，要实行教员与学员政治地位对等制度。现实中，由于教员学员之间政治身份差别很大，因而心理距离也很大，有的教员甚至有很强的自卑心理，难以平等地与学员沟通，他们反映课很不好讲。因此，党校教员应实行双职务制。亦即既要有专业技术职务，又要有相应的行政职级。
三、党校工作应是重要的党委行为
党校地位、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党校工作不单纯是党校自身的事情，而应是党委的行为。因此，必须坚持党委办党校的原则。
第一，党委办党校主要体现在要为党校发展提供制度、机制保障与加大投入上。要出台诸如党校教员与领导干部双向岗位交流制度、挂职锻炼制度；党校教员技术职务与行政职务相统一制度；领导干部双学历任职资格制度，等等，以形成党校适应形势发展的保障机制。在投入上，要保证党校的形象与执政党的地位相称；与同等国民教育院校的水平相称。
第二，党委成员要定期到党校讲课。好处有四：一是体现了党委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党委可以及时地了解和掌握党校的各方面情况，以实现有针对性的领导；二是有利于党委了解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党校的学员，每一个就是一个党情、国情、民情的信息源，党委领导以教员身份与学员对接，与以上级对下级的关系对接，其获得信息的深度广度和真实度是不一样的；三是有利于提高党校专职教员的水准。党委领导成员一般地讲具有实践经验丰富，掌握情况全面，看问题视野宽广等优势，这恰恰是党校专职教员所缺乏的。领导成员经常到党校讲课，会为其带来清新的空气，会促其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自觉性；四是领导班子成员到党校讲课，本身就是党委决策贯彻、实施的重要方式。
第三，要重视党校情报回收与科研参谋功能。党校系统的纵向单项分布态以及拥有大量的理论素养较高的优秀干部，决定了党校是各级党委的重要智囊库、信息源，党委应自觉地去开掘它、利用它。党委要主动向党校下达调研任务。要尊重党校的劳动成果，对有决策参考价值的成果应积极采纳。党委要为党校划定相对稳定的社会试验、观察区，以引导和促进党校的科研活动向注重现实转化。还有应责成党校必须每年向党委写出辖区内的党情、国情、民情报告。要形成制度坚持下去。
第四，要提高党校的政治地位。从党校“本体”来讲，应树立起有作为才能有地位的思想。但是，不可否认，要想有作为，必须有地位。。这是管理学中的能级原则所做的规定。提高党校的地位，具体地讲，在行政级别上，要体现出党校的主要负责人应进同级党委班子。党校系统间的业务指导关系应加强，如何发挥好党校的系统合力，应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
第五，要逐步整合干部培训资源。我国的干部培训资源非常分散。仅从党群口来看，共产党有党校，共青团校，妇联、工会都各自有干校，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培训中心，教育资源浪费惊人。有的培训中心，实际上变成会议中心、吃喝中心。这些培训资源所承担的职责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培养党政领导干部。党委应采取措施，逐步将这些分散的、孤立的培训资源加以整合，形成以党校为中心的统一的干部培训系统。
摘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中央党校函授教育十七年硕果累累
（一）在建设党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巩固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央党校函授教育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广大党员干部方面，在改善党员干部队伍文化知识结构、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素质、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7年来为党和国家培训了近160万名党员干部。这些党员干部在各自的岗位上都肩负着重要的责任，能够带领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带头学习、宣传、贯彻和落实党的基本建设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以及各项方针政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骨干作用，同时，也成为团结广大群众，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已毕业的中央党校函授学员中有省部级干部200多名、地厅级干部3500多名、县处级干部50000多名。
（二）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为广大党员干部求知进取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在帮助老、少、边、穷地区提高干部素质，以及支持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方面贡献了力量。中央党校函授教育利用党校系统现有的资源、条件办学，大大降低了办学成本，为国家节约了资金投入。中央党校函授教育已经成为西部地区培养干部的主渠道之一；对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和稳定干部队伍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三）在培养和提高党员干部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中央党校函授教育始终注重教学质量的统一，注重培养学员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注重培养学员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央党校函授教育不但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党员干部参加学习，而且也吸引了一定数量、已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高级职称的党员干部参加本科班学习，为党和国家培训了一大批能够学以致用的领导骨干和人才，各地公开招考领导干部时，在所录取的人员中，中央党校函授学员占有相当的比例。
（四）形成了一套门类比较齐全、适应时代需要、适合广大干部在职学习的精品教材体系，锻造了一支过得硬的稳定的师资队伍和管理人员队伍，为促进党校发展和推动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增添了新的活力。按照“高起点，高水准，高质量”的要求，近年来，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编写了一套门类比较齐全、适应时代需要、适合广大干部在职学习的系列材料。主编队伍中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占95%，其中不少专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目前，根据中央党校校委关于“加强理论武装、开阔世界眼光、培养战略思维、增强党性修养”的教改总布局，“三基本”和“五当代”教材已经逐步引入党校函授课堂，党校函授教材的水准进一步提高。
摘自《人民日报》2002.5.21
非经济视野中的“三农”问题
中国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前不久邀请清华、北大等单位的社会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农村中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
一、当前三农问题的新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临的三农问题与80年代面临的三农问题不同。80年代农民能够通过提供粮食把城乡连接起来，90年代后，农民被长期甩到社会发展之外。80年代，城里人的钱大部分购买农产品，成为农民收入，农民再购买工业品，形成一个循环；城乡虽然有差别，但仍处于同一个社会。90年代后，耐用消费品与农民提供的产品没什么关系，农民提供的商品粮对城里人没什么影响。农业越来越不成为一个产业。
二、关于国家治理农村社会的方式。国家在近50年对农村的治理中，基本上是以运动的方式来治理农村的，社会不是常规化运作，而是注重造势，这能否解决农村社会的问题？农村衰败是一种长期社会不公正造成的。以往，关注农民只是为了抽取农村资源，而不是真正从农民自身利益出发关注农民。
三、关于农村社会矛盾。当前，部分地方干群纠纷恶化的主要原因：一是吃财政饭的人数扩张超过农民、工商等的承载能力。二是因为农民完全没有自卫能力，“狼群”才会膨胀。就乡镇一级而言，收的很多税费是为了政绩，在很多地区成为一种灾难。三是乡镇一级承担的多是上级指派的任务。近几年官员的短期行为越来越厉害，强调回避制、轮换制，历史上的回避制是在政府职能比较简单的时候采用，主要在县一级，目的在于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现在，对县一级并不严格要求，对乡镇要求很严格。书记、镇长一般只有一个本地的。其实乡镇长、书记应该是不回避的，因为本社区的人会更好地为本社区负责。
四、三农问题是否会演变成社会冲突。中国基础能力较弱，控制能力较强。政府往往能对付大规模社会冲突，但不一定能消灭犯罪。由三农问题而引发的社会冲突现在是以治安形式出现，还不构成现实的威胁，但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则是可能的。
五、可否撤消乡镇一级政府，由社区自治组织取而代之。农村问题在体制变化即实行村民自治后，如果政权组织退到县一级，小城镇成为国家和农村社会的连接点，发生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可以让村民自治延伸到乡，乡公所起沟通县与村的作用。
六、农村社区怎样才能可持续发展。要关注农村社区问题，国家宏观政策即使一直延伸到乡村，还是宏观，这中间还有社区。在中国，很多乡村社区虽然不富裕，但很有凝聚力，村庄治理的很好。但部分村庄则没有凝聚力、衰败了。政府财政负担重，农村收入下降，即使官员不贪，机构不膨胀，农村也会衰落的。乡镇重建不一定要搞最好、最现代的东西，而要搞最适合的东西。社会重建应该找到适合当地情况，又有激活当地资源的东西，当然外来的东西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乡村社区来说，不是简单地给它一个东西，外来的东西要把它内部各个点连起来激活。
《改革内参》2002.6.
中国进入“第二次现代化”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光如和成思危担任名誉顾问，科技部长徐冠华、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佳洱等担任顾问的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采用“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这样一个“两段法”，研究世界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按照这个评价体系，第一次现代化是以发展工业经济（工业化）为基本特征的经典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是以发展知识经济（新经济）为基本特征的新现代化，衡量两次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指标和标准也不样。
基于这样的研究方法，该课题组发现，中国的两次现代化都取得了较大进展。2000年中国处于第一次现代化的发展期，实现程度为76%（100%为完成）；虽然第一次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但第二次现代化的许多因素已经被引入中国，如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等。而且，中国的第二次现代化的世界排名（1999年在108个国家中排名第五十六位），高于第一次现代化的世界排名（1999年在108个国家第六十四位）。课题组预测：中国如果保持1960年—2000年平均发展速度不变，全国平均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大约在2015年达到100%。也就是完成实现第一次现代化。
课题组以1999年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为参照，逐个分析了中国各个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特点：2000年，上海、北京、天津等3个地区已经达到第一次现代化的过渡期，准备进入第二次现代化；辽宁、江苏、浙江和广东等4个地区已经进入第一次现代化的成熟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北京、天津等3个地区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已经超过世界平均值，达到或超过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999年北京、天津、上海等3个地区的第二次现代化指数都已经超过世界平均值，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瞭望新闻周刊》2002年13期
我国当代先进文化的走势——产业化、国际化、多样化
产业化——民族文化发展之要求。我国是一个文化需求大国，又是一个文化产业小国。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远不能满足人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我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文化乃国脉之所第，开发和培育我国文化资源，推进文化产业化是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抉择。一是以产业化运作方式开发和培育科技文化资源，强健民族文化之体。二是以产业化运作方式开发和培育民族文化资源，接续民族文化之脉。三是以产业化运作方式开发和培育生活文化资源，活跃民族文化之魂。要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就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从中吸取文化资源。
国际化——科学文化发展之要求。国际化是我国科学文化发展之要求。如果说在14世纪以前中国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中国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传入西方，促进了西方科技文化的迅猛发展；而今天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西方文化中的科技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和法律文化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主动破除文化民族中心主义的虚骄心态和文化部落主义的保守心态，坚信中华民族必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坚持开放国策才能抓住文化发展的契机。今日国际化仍然会有风险。中国加入WTO以后，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将进入中国，引发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安全问题，我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心理、乃至文化市场将面临全面挑战。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主导价值观念和主流文化，以便凝聚民心形成强大社会合力推动历史前进，以抵御信息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保卫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
多样化——大众文化发展之要求。21世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社会大众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教育手段和教育方式的改进将迅速提高全民的文化素养。21世纪将打破社会等级界限使享受文化、创造文化从贵族走向平民。让生命活出个性精彩，使创造个性文化成为大众文化价值追求。宽松的政治环境、科技进步、市场竞争为休闲时间个性化、多样化提供了制度环境条件。但是，文化多样化并不是文化的多元化。多样化的文化应该是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之下的多样化。我们应旗帜鲜明地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坚决反对打着多样化旗号宣传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旗帜鲜明地支持政府加强文化的管理监督，以法律手段去除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产品；旗帜鲜明地传播先进文化、创造先进文化。
《党政干部论坛》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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