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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问题，向世人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基本立场、规划蓝图和发展战略，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宣言之一：举什么旗
旗帜是形象、是标志、是标识。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旗帜是它的政治意志、指导思想、精神动力、前进方向的集中体现。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样的旗帜？十六大鲜明地向世人宣告：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旗帜，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把“三个代表”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是十六大的历史性决策和历史性贡献，也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最重要的政治宣言之一。
向未来，我们不仅要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而且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这个指导思想。关于如何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提出了三个“坚持”和四个“必须”的要求。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三个“坚持”，提示了“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抓住了贯彻落实的关键、核心和本质。十六大报告要求，“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抓住“关键、核心和本质”，坚持四个“必须”，就抓住了面向未来、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开创新局面的关键。
宣言之二：走什么路
一个政党有其发展道路问题。一个国家也有其发展道路问题。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将要走什么道路？十六大鲜明地宣告：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要走的道路，就是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并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十六大又一个最重要的政治宣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合乎和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社会主义；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十六大报告总结的十三年来的基本经验，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我们所要开创的，不是别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我们所要实现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民族复兴。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我们党坚强的政治决心，也是十六大进一步明确的政治宣言。
宣言之三：实现什么目标
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我们党已经确认：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它鲜明地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新世纪前五十年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进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这是十六大的又一个重要的宣言。
如何规划未来？十六大明确提出：“要在本世纪前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基点，十六大全面规划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目标的确定，深化了邓小平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也深化了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望，意义十分重大。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目标。十六大报告从经济、政治、文化、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全面阐述了这个目标的内容。归结起来，就是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是在中国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一个过渡阶段，它属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它又不同于温饱阶段，比温饱的日子要好过一些，可还不到发达阶段，是发达前接近发达的阶段。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摘自《光明日报》1月8日
琴摘）
政府改革：五路突破 两项保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进行了多轮政府改革。但目前的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亟须继续深化改革。
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政府服务意识淡薄，思想观念落后。
2、管理方式上过多依赖直接手段，很少使用间接手段，习惯于发号施令、人治管理，过多使用行政手段，不习惯使用经济、法律手段解决问题。
3、管理越位、缺位、错位现象突出。
4、政府过多地关注微观活动，对宏观的把握和引导不够。
5、政府热衷于自己上项目，而忽视了民间投资的力量。
五路突破
1、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用信息技术快速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电子政务是信息技术与现代政府管理的有机结合的产物，由于其速度快，效果好，效率高。网上信息一目了然，网上审批时间短、效率高，网上招标费用低，由于远程操作，全过程监控，促进了廉政建设。由于信息公开透明，查询方便，偷税漏税、假学历现象大大减少。电子政务正如19世纪工业革命大大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促进了社会变革一样，能大大地改变政府管理观念、方式和内容，促使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管理发生质的转变。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初步使用电子政务的结果也是这样。可见突破了电子政务就能大大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的进程。
２、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管理的方式和方法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所以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因为由此可促进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由直接的行政手段，转向间接的宏观间接管理方式。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就是尽可能地减少我国目前有关部门的行政审批事务，能不批的就不批，能少批的就少批；尽量把前置审批转向事后监管；即使审批，也要进一步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审批条件和内容；推行公开公正公平的审批方式，做到科学合理；推行以法审批，坚决取缔不合法审批。国务院已公布了第一批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789项，各地方也已公布取消了许多审批事项，标志着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但离建立科学规范的审批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大力发展中介组织，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解决中介组织问题就是要解决政府的职能权责划分问题，政府管理的边界在哪里，不是无所不包的，而是有限，哪些该做，哪些不该自己做，是其他主体做的，要弄清楚。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按照政企分开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我国虽然有所谓事业单位，但其功能没有得到发挥，很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一部分随着社会发展难以适应趋于淘汰。全国各地已进行了一些改革探索，部分科研院所、教育单位、医疗单位进行了改革试点，但是全国性总体性的改革还没有，尚在摸索实践中，而事业单位改革的成效决定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效。这项改革不突破，整个改革就难以取得成功。
4、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职能和权责。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责，公正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是一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步骤。1994年我国进行了财政体制改革，实行了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体制，财权上名义上划分清楚了，实际上对地方财政有些不利。那么在事权上，几乎所有事项仍由中央政府管理，造成了事事请示中央，中央也事事都要管，什么都要下文件，一级一级下到地方。没有中央文件精神，什么都干不了，合法也不行，光有法律法规，没有具体的文件规定，也不能做。这就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带来的严重弊端。党的十六大提出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的决定，是对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的一大变革，意义非同寻常，必将大大促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
5、大力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有序退出。
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有序退出，就是要坚持党中央关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进一步收缩国有经济战线，简化对国有经济的管理。
国有经济的战线过长，规模过大是造成政企不分政府职能难以转变的重要根源。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尽可能从一般竞争性领域中退出，政府不与民争利。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必然造成角色上的错位，同时影响市场秩序的规范化建设。必须进一步削弱政府的运动员职能和色彩，突出政府的裁判员职能和角色，从根本上实现政资分开。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的一项改革任务。明确要在中央政府和省、地（市）地方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责。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是权责利的科学划分，不仅是设立新的机构，更重要的是，加快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收缩国有经济战线，以此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两项保证
1、司法的高度独立性
司法的独立性主要保证行政的依法办事、防止行政干预。首先，以司法的独立性来确保行政的依法办事，如果不依法办事，不管是哪个单位，职位有多高，都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这是一道法律的阀门。其次，以司法的独立性确保行政不干扰司法办案，有利于摆正行政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是：行政也是执法，司法也是执法，是一样的。事实上行政的执法与司法的执法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执法，行政是一般的执法行为，司法是行使法律权威，面向一切行为主体，行政要受到司法的监督，违反《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就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因此，有了司法的独立性问题，才能保证行政工作的规范化。
2、新闻的自由
新闻的自由主要确保行政执法过程的透明公开，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这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崭新内容。政府改革是指两个方面：内部管理改革和外部对政府的监督，新闻媒体就是外部对政府监督的主要形式。自由宽松的新闻媒体至关重要，可以确保行政管理的依法公正执行，进一步促进政府管理观念改革，由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另一方面，新闻的自由还为政府的民主决策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为政府科学决策奠定基础。因此，新闻自由是政府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摘自1月7日《中国经济时报》
琴摘）
深圳：“行政三分”再造政府
2002年11月底，作为中央编制办选定试点，深圳将推出深化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方案，拉开新一轮行政改革和政府管理创新的序幕。
这场改革的基本思路是“行政三分制”，在深圳已秘密酝酿一年多。
政府职能一分为三
深圳改革试点方案的起草人之一，教育部公共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深圳大学教授马敬仁说：“行政三分制的主要内容，是将行政管理职能分为决策、执行、监督三部分，在相对分离的基础上，三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相互协调。这是二战后各国对“大政府”进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普适性管理模式，已为大多数发达国家所采用。”
中国自1982年以来，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而深圳即将推出的“行政碱三分制”，将从政府管理结构、功能、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重新设计，因此具有“革命”意义。方案主要借鉴香港和英联邦国家行政改革的经验，但在动作机制上，将引入美国、北欧等国家的一些经验，例如对公务员的绩效管理。
深圳即将推出的“行政三分制”，倾向性比较高的方案，是在事务分析、职能分析的基础上，以大行业、大系统的方式设立决策部门，并就每个决策部门关联的业务设若干个执行局。决策权在决策局，执行权、审批权在执行局；决策局只管决策，而执行局则是单一的执行。
与此相配套，是建立三至五个公共行政管理系统平台，作为所有政府部门共享的内务管理和服务系统，其职责是为所有政府机构提供有效的管理和服务，如公共财政、综合法制、公共人力资源、公共信息等。
至于监督那一部分，深圳市监察局的一位负责人说：“深圳是全国惟一单独设立监察局的城市……监督功能可以很方便地转化，关键是授予多大权力的问题。”
决策、执行、监督的框架建立后，应运而生的还有一大批法定组织，譬如立法规定，每个决策局将设立服务于局长和制约局长权力的两类咨询机构，其组织形式可以是委员会、中心、审议会等，其成员将包括专家、市民和相关领域的资深退休干部。
深圳市委党校卞苏徵教授认为，深圳的改革，事实上就是致力于建设“现代公共型政府”，政府职能将重新定位，表现在从全能型转为有限型，从权威行政转向服务行政，从人治行政转向依法行政，从“部门性”转向“公共性”。
从集权到分权
中国政府机构沿袭的是前苏联的权力集中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部门融决策、执行、自我监督，事实上形成“权力垄断”，往往造成“弱政府、强部门”的格局。
如，深圳市出租车运价在全国最贵，便是这一弊端下的产物。市政府早就提出2002年降价，但至今仍无动静。深圳市政府办公厅一位处长说：“降价需要相关部门减免收费，涉及具体利益，反弹就很大。”
分权可以削弱“强部门”，但要根除部门利益，就有赖于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从制度上让权力与利益脱钩，部门没有了“小金库”，才会从“部门性”回到“公共性”。
决策、执行、监督分开之后，事实上改变了权力运作的传统规则，以权力来制约权力，才可能最大程度地维护公众利益，实现公共目标。马敬仁笑称：“从逻辑上讲，一个领域的事务有三个局长盯着，出错概率自然小多了，即使一时难以杜绝腐败或官僚主义，也会大大增加其难度和代价。
让决策“慢下来”
“拍脑袋决策”，是传统行政体制的另一个痼疾。深圳市法制局一位处长这样描述：“部门决策，往往是派几个人作调研，然后在酒店里租个房，住上几天拿出方案，再送局长办公会讨论决定。”他认为，这种重执行轻决策的做法，往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香港则不同：公交车涨价1毛多钱，提交决策的论证方案足足100多页。决策的过程拖得很长，但执行起来却很顺畅，因为方方面面的可能性都已考虑。这一慢一快，与内地的习惯性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马敬仁认为，建立“行政三分制”的政府管理体制后，决策应该“慢下来”，通过听证、议证、民意调查、专家咨询、市民参与等行政参与新方式，广泛吸纳民意和民智，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形成多个决策方案，供决策者选择，可以减少决策失误，大大提高决策质量和决策水平。
危机意识催生的改革
深圳市从几年前就开始提出“特区不特”，在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都相继衰减之后，深圳面临寻找“新的竞争力”的问题。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在2002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就提到：“在激烈竞争的形势下，投资发展环境日益成为一个地区和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和关键因素。”
“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一定深度，必然催生政治体制的改革，”深圳市体改办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将是深圳经济特区在政治领域的一次大胆试验。”（摘自《党员文摘》2003年第2期
琴摘）
新型工业化新特点
新型工业化是一个涵盖多重历史任务的经济发展过程，因此，要在工业化过程中有效协调好一系列关系，既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也要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所带来的新的国际产业分工的影响；既要寻找适合我国实际的工业化道路，也要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工业化模式的优点。处理好这些关系，既构成工业化成功的条件，也是新型工业化的本质和特点。
处理好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带来新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有市场开放的好处，但更重要的是挑战。因此，如何在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不但发展传统的以资本、技术、劳动为基本生产要素的产业，面且要努力创造条件，促进以知识要素为主的“知识产业”的发展；在促进工业化的同时，也为经济向知识经济形态迈进创造条件，扩大知识在整个GDP中的贡献。这样，才不至于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中，在世界产业体系中成为“躯干国家”。
而信息化以其网络效应和外在性，是创造知识、促进知识要素流动的重要渠道，从而促进知识产业的发展，是对工业化过程的升华；信息化具有迅速收集、整理、传输信息的功能，它能够降低全社会的信息成本，从而加速工业化进程，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处理好制造业发展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系
英、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当时的工业化只是制造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增大，产业结构不断转换的单方面过程，而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电脑、通讯和网络的发展，科技、知识在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知识创造、发明创新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成为高新技术产业作用的重要证明。如果说传统工业发展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工业化的推动力，那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就是结构升级和工业化跳跃式进行的强大拉动力。
况且，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一国家和地区来说，具有战略意义。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转移已成为要素流动的重要形式，而产业转移规律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先进国的衰落产业向技术落后国转移，当前呈现出发达国家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低端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在这样一个技术梯度转移过程中，可能产生技术的“垂直控制”体系。技术落后国家如果不注重自主开发，努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升级，那么将可能在产业分工中处于下游地位，沦为依靠“技术输入”的受控制国。
处理好工业与科技创新的关系
我国工业化要注重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要正确认识知识经济的挑战，要处理好信息化问题，其前提就是要处理好工业化和科技创新的关系。因为，无论是高新技术产业，还是以“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产业的发展，基础都在于社会有足够存量的知识和发明，并且具有能将发明应用于实际经济的创新能力。高新技术产业的利润来源于新技术的应用，而知识产业则以知识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以及改变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是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在含义。
从过去经济发展实际看，我国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一直较高，在1960年到1987年间，东亚技术进步的贡献为28%，而我国则平均达到40%以上；从世界经济增长情况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R&D）日益成为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研发和科技创新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重视。
处理好工业化与人力资源开发利用
舒尔茨强调资本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凝结在人体内的人力资本，他指出“离开大量的人力资本，要取得现代农业的成果和工业的富足程度是完全不可能的”（1990）。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自身的生产率，而且，它的外在效应还会扩散到别的劳动者身上，也会从旧产品传递到新产品，因而将提高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进而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因此，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我国过去的工业化走的是外延扩张的粗放式道路，依靠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大规模投入而非提高投入要素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但是，随着资本、劳动投入量达到一定界限后，投入的边际产出率就会趋于下降，这必然影响工业化的速度和质量。因此，我国必须转到集约式发展道路上，注重提高要素的生产率；同时伴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在经济中的作用增大，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对经济的影响日益增长，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我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内在地要求重视人力资本的开发和运用。（摘自《人民日报》2003.2.21
19版 琴摘）
二00二年我国经济多项指标取得历史性突破
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多项经济指标取得历史性突破。“突破”已成为2002年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元。200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2397.9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增长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4883.3亿元,增长2.9%;第二产业增加值为52981.9亿元，增长9.9%；第三产业增加值34532.8亿元，增长7.3%。
国有及其他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突破3万亿元。2002年我国国有及其他单位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2942亿元，比上年增长17.4%。其中基本建设投资17251亿元,增长16.4%;更新改造投资6584亿元,增长11.1%;房地产投资7736亿元,增长21.9%。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43202亿元，比上年增长16.1%，为1996年以来的最高增速。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万亿元。2002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0911亿元，比上年增长8.8%，扣除物价下降的因素，实际增幅在10%左右。汽车、住房、通信产品和旅游等新的消费热点不断涌现，国内消费特别是城镇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
进出口总额突破6000亿美元。200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6207.9亿美元，增长21.8%，其中出口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达到3255.7亿美元，增长22.3%，累计贸易顺差303.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78亿美元。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突破3万亿元。2002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增加值31482亿元，比上年增长12.6%，增速同比加快2.7个百发点,为1997年以来最快增长水平.机械行业不变价产值比上年增长24.8%，增速同比加快8.4个百分点，成为工业各行业中增长最快和增速上升幅度最大的行业，尤其是汽车工业，全年各类汽车产量达到348万辆，比上年增长36.5%，提前三年完成了“十五”规划提出的到2005年我国汽车产量达到290万辆的目标，其中,轿车产量达到106万辆,增长52.8%。纺织、轻工、电子和医药等行业增速加快，冶金、建材和有色金属材料行业运行态势良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将突破5000亿元。2002年1-11月，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128.57，同比提高7.46点，累计实现利润4956亿元，同比增加809亿元，增长19.5%，预计全年实现利润5600亿元，增长18%左右。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将突破2500亿元，均创历史最好水平。（摘自2003.2.17日《学习时报》
琴摘）
目 录
(1) 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
(3) 政府改革:五路突破 两项保证
(6) 深圳:“行政三分”再造政府
(8) 新型工业化新特点
(10) 二00二年我国经济多项指标取得历史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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