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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民本观”
回眸即将过去的2003年，人们感受至深的是：“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始终贯穿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言行中，深深地体现在党中央、国务院推出的一系列重大举措里，也具体落实到各部门、各地方广大党员干部的行动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些寓意深远而又朴实无华的语言，成为2003年最响亮、最实在、最激动人心的关键词。
身体力行树立民本意识
2003年7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深刻地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是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来都牢记这个真理。我们党80多年的一切奋斗，无论是战争年代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无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任以来，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非典突袭之时，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轻车简从下基层，深入医院、工厂、学校和施工现场，慰问医护人员，关心百姓疾苦，与工人、农民和学生“零距离接触”；淮河遭遇洪灾，温家宝总理风尘仆仆走上大堤向灾民嘘寒问暖，与大家同吃一锅饭……中央政治局还专题研究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做出改进礼宾制度和简化领导人出访送迎仪式等决定。要求新闻报道的重点要从领导人的活动转移到群众关注的事务上来。2003年夏季，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几大班子打破惯例不到北戴河办公，并要求各部委负责人在此期间外出和休假，均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不得擅自去北戴河等避暑胜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身作则带头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给全党树立了榜样，彰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亲民、清廉、高效、务实的执政新形象。
多项举措关注“民生之本”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共产党人心中要永远装着百姓，要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
群众利益无小事。对百姓来说，就业和再就业是天大的事，是“民生之本”。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8月15日～16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座谈会，把促进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提升到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战略高度。一年以来，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建立了有13个部委参加的再就业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从资金、税收、贷款等多方面入手，出台了10个“一揽子”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积极政策。据统计，2003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增650万个就业岗位，823万名下岗失业人员领取再就业优惠证明，其中350万人实现再就业。中央心系“三农”问题，为促进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殚精竭虑。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全面铺开，中央财政为此转移支付350亿元，绝大多数地区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中央把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问题与减轻农民负担结合起来，目前已经有677家报刊被停办。
“以人为本”确立新型政绩观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社会保障、就业、人民健康、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全面提高百姓的生活质量。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意识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但社会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的“有机体”，经济增长不能代替社会发展。要摒弃单一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发展的指标，倡导反映总体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同时指出“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把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通过制度保证，使勤政为民、求真务实的干部得到褒奖，使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受到惩戒，在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形成勤政为民、踏实苦干的浓厚风气”。一个越来越坚定的共识是，有必要对现有的领导干部业绩考核体制进行改革。要从偏重考核经济指标改变为考核综合性指标，要把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的就业率、社会保险率、青少年的入学率、教育投入率、公共卫生和安全的保障程度、文化建设等，都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激励各级干部为民干实事、谋利益。
“人文关怀”投向公民权利
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除了关心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外，还要关心群众的公民权利。人们欣喜地看到，2003年的中国法治建设一直贯穿着这样一条主线：革除制度性的弊端，关注普通人的权利。
公民权利重于泰山。中央高度重视“孙志刚案”的处理，并及时出台了颇具“人文关怀”色彩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检、法、司等部门推出一批便民利民措施，如户籍管理新措施对被判处徒刑、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员不再注销户口，新出生婴儿的常住户口登记随父随母自愿选择；出入境管理方面，京、沪等地居民可以按需申领护照；大力清理“超期羁押”等。自由的成分愈多，限制的成分愈少，权利的保障愈加充分，权利的行使愈加顺畅。这一项项体恤民生的重大举措，这一桩桩亲民、为民、富民的实事，这一部部彰显“人文关怀”色彩的法律法规，充分展示出我们党和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管理思想，深刻印证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庄严承诺！（摘自《半月谈》2003年12期
王永前 文 琴摘）
“三个代表”与执政理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吸取了党成立以来关于党建理论的科学成果，而且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理性自觉的产物。这种理性自觉一方面表现为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进行了科学的判断，即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的党转变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党，从一个在外部封锁状态下领导国家的党转变为一个在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的党；另一方面，这种理性自觉还表现在对党的执政合法性进行了与时俱进的重新阐释，即不再可能仅仅依靠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与美德品性或者封闭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动员和长期积累的组织资源来维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党的执政理性的集中表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是简单的三句话，执政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科教事业，创造日益丰富的社会财富，开拓幸福生活与美好未来，从而为新时期执政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具备时代品格与世界眼光，积极发掘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文化资源，不断繁荣和创新文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把党建成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时时处处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对执政文明的自觉坚持。执政文明是一个执政党把自己的理念转变为实践的过程，没有执政文明，执政党拥有再好的理念也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执政党能对那些影响执政文明的因素保持清醒，为执政党执政行为的效绩评估提供了客观、科学的标准，从而自觉维护了党文明执政的形象。（《光明日报》2003年12月2日，钟明华
文，琴摘）
公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
1、突破了公有制理论单一形式的认识
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今后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就是股份制，不仅是对股份制的全面充分肯定，更是对公有制的发展方向和方式做了新的定位。这意味着，我国在如何全面理解公有制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已完全摆脱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公有制的片面理解。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不仅国家绝对占有纯粹的国家公有制将继续存在并在控制和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得到加强和发展，那种投资多元化，具有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混合制公有制经济将广泛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并蓬勃发展。
2、从运动的唯物主义观出发承认了公有制发展的客观存在
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公有制的发展认识实现了重大突破。一是在公有制先进性的认识上，公有制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上，如果能够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所有制能够充分调动生产力发展的各种积极因素，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资源的充分利用，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因而股分制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公有制发展的主要形式。二是公有制随着历史的演变和社会的发展，也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和优化，通过结构性调整和优化实现公有制自身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三是并不是完全国家所有的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公有制在保持一定规模优势的条件下，更重要的是质量的提高，关键是增加公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增强核心竞争力。
三、突破了公有制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概念认识
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公有制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概念认识的突破，关键在于明确目标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手段也就是实现形式是股分制。这样既跳出了公有制与其实现形式等同的误区，同时也彻底澄清了在公有制发展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模糊认识、片面认识甚至错误认识以及由此带来的公有制发展的徘徊和迟疑。
四、从巩固和发展的角度，实事求是的承认并大胆确定今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十五大后，事实上股分制已逐渐成为中国公司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发展速度很快。1997年至2001年间，中国股分制企业从7.2万家发展到近30万家；从业人员从643.7万人增加到2766.6万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从8311亿元增加到56733亿元。在党的战略决策中明确提出并确定股分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一个突破，明确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目的还是为了巩固和发展公有制。（摘自《望新闻周刊》2003年12月29日第52期
张宗祥 文 琴摘）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五个着力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近日提出，我国在经济与社会结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1、中等人才队伍有待扩充。刘福垣提出，应该高度重视人才结构的合理性，适当少培养一点日前不急需的高科技人才，多培养一些各行各业实际需要的中等人才，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国家应逐步减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确保义务教育的投入，增加中等教育的投入。
2、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刘福垣分析，贫困人口的大量存在是国内需求不足、经济增长速度低于自然增长率的重要原因。政府必须在建立全覆盖社会保障体制的前提下，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缩小低收入阶层。
3、扩大中等城市规模。只有中等城市可以比较容易地把农村和大、特大城市这两端剩余的要素重新组合起来。中等城市已经具有一定的辐射力、吸纳力。所以，当前加速中等城市扩容是当务之急，而不是再向大城市倾斜，也不是片面强调发展小城镇。
4、中部地区崛起提上日程。中部地区是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板块矛盾转化的关节点，是启动内需、解决就业问题、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战略决战地区。现在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相当大，不能由此及彼地直接过渡，必须借助中介地带即中部地区的发展。
5、中间产业发展亟待提速。刘福垣分析，工业制造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机器设备代替工人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工业将提供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而农业还是小生产方式，生产要素基本还没有市场化。因此要大力发展服务业、教育产业和建筑业这些中间产业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工业剩余劳动力，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和产业化、工业提高效率创造条件。（《经济日报》2003年12月1日，张玉环
文，琴摘）
乡镇机构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
这两年由农村税费改革牵动，农村乡镇机构改革也逐渐推开了。这种改革包含了某些积极的东西，但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倾向。明确乡镇机构改革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并确立改革的正确方向，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令人担忧的倾向
乡镇机构改革目前的主要做法是合并乡镇，减少人员。特别在合并乡镇方面，各地很有积极性，好像是雷声大，雨点也大。积极性尤其来自县里，经验告诉我，只要是动人员、动机构、动土地、动资金，县里总有很大的积极性。可是，如果办一件事情只有热情，没有科学判断就要出偏差。这项工作让人担忧的倾向已经出现。
乡镇规模大，未必是好事。除极少数中心镇之外，农村一般乡（镇）的辖区规模不能太大。乡镇是国家最基层的政治权力中心，也是最基层的其 他各类公共活动中心和满足一般需要的交易中心。这个中心的辐射半径和覆盖人口不能过大，否则就会降低中心的服务效率。过去农村社会形成大小不等的“集”，是不同层次的交易中心，慢慢发展成了政治文化中心。通常，农民用步行走1-2小时以内的路程，就应该是一个乡的合适辐射半径，这个半径让一般农民也可以在乡里常来常往；用动力交通工具走1-2小时的路程，应该是一个县的合适的辐射半径，因为农民进城办事后一般不会住饭店。一般情况下，农业乡的面积在30-60平方公里就可以了；人口稠密的地区，乡可以小一点；人口稀少的，可以大一点。按人口算，目前，东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1公顷土地接近2户人家，一个乡有2万左右人口足矣。这样一个人口规模，搞体育比赛，组织文艺演出，作为政治选举的投票、检票中心，设置教育和卫生中心，就比较方便，如果再大，对居民不方便。现在搞合并，追求的目标是100平方公里，人口也是5万、10万，结果对居民不方便，对公务人员也不方便，最终又在乡镇一级下面设置了“片”或“区”这样一个非正式的层次，降低了效率。
从经济布局的一般要求看，一个县里的中心镇平均每10万人口不要超过1个为好，中心镇可以定位于工商业的发展；其他集镇只能是为农民和农业服务。但是，在目前的合并风潮之下，搞了许多不大不小的乡镇，乡镇领导都在为“政绩”吸引资金，结果使得这些镇子作为工商业重镇嫌小，作为农村公共活动中心又嫌大。在权力干预之下，这种行政区划的调整势必产生浪费。
从长远看，村这个社区是要逐步消失的，尤其是自然村消失得会更快，一些地方的村因为人口减少，税费不能收足，以至影响到乡村两级办公费用的支出。如果一个村的人口减少60%或更多，村一级目前所发生的“公共事务”恐怕就要到乡镇一级去协调了，那时，“村”的概念将失去意义。这种情况下，乡镇一级的公共事务会增多，如果乡镇规模太大，服务效率会降低。
最近还有报道，说一些地方的官员借助乡镇机构合并的时机大肆侵吞公有资产，中饱私囊。在某地调查发现，有两个乡在没有合并之前都是财政赢余的，合并了以后立刻产生债务，原因是原来的乡官员不愿意把赢余留给新机构，只愿意留给他们债务。
乡镇机构改革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
乡镇合并中的问题，反映了人们对乡镇机构改革的认识还不大清楚。乡镇机构改革本质是要提高政府运转的效率，而效率的衡量最终是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所以，最后衡量的标准还是一个财政收支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对比。
不见得政府花钱少就是有效率，要看花谁的钱，花了钱干什么。目前农村的问题是花了农民的钱，花钱又主要用在所谓干部“人头费”上。人头费中有一大笔是乡村教师的工资，而教育活动是一种效果外溢性的活动，全部由农民来掏钱本不应该。所以，改革的目的如果定在减少乡镇开支上，是很片面的。在调查中发现，乡一级的开支其实是很紧张的，相对宽裕的是村和县这两个层次。
也不见得人员少就是效率高。美国农业部有10万雇员，而中国农业部人员只有500左右，加上地方农业厅局的干部，也远远不能和美国相比，要知道美国的农民只是中国农民的零头。意大利工业革命前的一个北方镇子，有5000个男人，而公职人员达到860名，平均5.8个男子人口摊了一个公职人员。要知道北方是意大利的先进地区，而这个时候意大利的城市实行的是民主制度。
经验告诉我们，不在于人多不多，而在于这些人干什么，怎么花钱。我知道某个贫困县，共几十个副县级以上的官员，人人配中档轿车，配司机，还有一个奇怪的习俗：前任调离，后任不坐前任的车，一定要坐新车！这样一个花钱法子，老百姓当然承受不了。
在中国古代的行政改革中，“黄宗羲定律”之所以发生作用，是因为改革的办法根本不对头。改革不肯触动权力的生成机制和运用机制，越改权力越膨胀，官员的贪欲也越没有止境，最后只能是不间断地扩大对老百姓的掠夺。所以，乡镇机构改革要动一动根本性的问题，其实也就是真正落实中央新老领导交替时所提出来的推进政治文明的大原则。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民主。政治文明虽然不可能解决一切官僚主义的毛病，甚至在许多时候看起来是没有效率的，但从大局看，从长远看，没有任何其他制度类型比得上它更有效率。如果离开这样一个思路搞改革，恐怕是摆脱不了所谓“黄宗羲定律”的。
（摘自《学习时报》2003.12。22日 党国英 文 琴摘）
农民增收：政府用了哪些“招儿”
——2003年采取了哪些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要让农民增收致富。2003年，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积极决策，是政策实施密度较大的一年。具体来讲有这样10个方面：
1、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为农民减负。从一些地方的情况来看，这项政策落实到位的话，能减轻农民负担的30%。
2、加大对农村公益事业投入，以解决农村中小学学生上学难、农民看病就医难的问题。几年内，在国家的扶持下，要解决好贫困学生就学和贫困地区学校改造。中央财政为每个农民出10块钱，地方政府筹集10块钱，农民自己出10块钱，逐步试点恢复农村医疗体系。
3、扩大农村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力度，放开市场。一些地方尝试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保护农民的利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个改革意义重大，为下一步促进农民增收的改革探索了新办法。
4、启动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今年选择了8个省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帮助农村信用社增强自身活力，更好地为“三农”服务。
5、加大了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国债资金中专门安排了“六小工程”资金，建设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和农民生产生活必需小型基础设施，如沼气建设、乡村道路、草场围栏、节水灌溉、人畜饮水、农村水电等，这些对改变农村面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进一步加大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今年始，在11个品种上实施了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规划，已经基本形成了长江中下游的优质水稻的产业带，黄淮海专用小麦产业带、东北的专用玉米的产业带等。对大豆、小麦等实行良种补贴，凡是在优质区域生产的农产品质量较好，价格也比普通的同类产品要高。
7、积极推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今年主要开展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工作，一个是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力度很大；另外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尽管在财政等体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障碍，但总的原则定下来了，外来务工农民子女要享受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待遇，解决了农民工十分关心的一个大问题。
8、各地将普遍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为农民外出就业创造条件。国务院已批转了农业部等几个部委的农民培训规划，每年要培训上千万人，国家拨专款，进行技能等方面的培训。
9、很多地方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在进行农民社会保障、保险等方面的探索。这也是今年的一个亮点，特别是条件比较好的上海、浙江等地正在按照城市居民社会低保标准，统筹解决农民的养老、保险等问题。
10、在户籍制度改革上，今年不少地方有很多突破。
归纳这10个方面，可以看出今年的政策措施的一些特点。一是密度大。包括投资和政策倾斜。二是措施实在。都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也是群众多年反映的焦点、难点问题，都在开始探索、突破。三是全方位。不仅涉及到农民的生产，还涉及农民的生活；不仅涉及到农村经济的发展，还涉及到农村社会的发展。（摘自《时事报告》2003年12期
陈晓华文 琴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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